重慶地下黨秘密出版活動的回顧與思考

在長篇小說《紅巖》中，《挺進報》的秘密出版與被破壞是其重要行文線索�！都t巖》中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都是以《挺進報》相關革命志士為原型的，如成崗的原型陳然、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等。實際上，除《挺進報》外，地下黨重慶市委還秘密出版了另外一本刊物——《反攻》。在當時被白色恐怖籠罩的山城，《挺進報》和《反攻》的秘密出版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搶占新聞輿論陣地的一個創(chuàng)舉，發(fā)揮了傳遞信息、宣傳真理、引導人民、團結同志、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運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對重慶地下黨秘密出版活動進行回顧和思考，有助于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輿論工作的認識。

《挺進報》的創(chuàng)辦過程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fā)動對解放區(qū)的全面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大幕開啟。1947年，戰(zhàn)爭形勢愈發(fā)激烈，國民黨重慶當局查封設在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的全體人員被迫撤回延安。由于《新華日報》的撤離，重慶消息閉塞，謠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劇，政治空氣沉悶，不少人感到苦悶、焦慮，甚至悲觀。

當時，重慶有一本“灰皮紅心”的雜志《彷徨》，有關工作人員主要有劉镕鑄、陳然、蔣一葦、吳子見等。其中，劉镕鑄是黨員，陳然1939年入黨，但失去組織關系已久，蔣一葦、吳子見都是黨培養(yǎng)多年的積極分子。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突然撤走，《彷徨》失去了黨的領導，他們決心按照上級確定的“灰皮紅心”方針，繼續(xù)把《彷徨》辦下去，同時積極尋找黨的關系。

一天，他們收到從香港寄來的《新華通訊稿》，上面報道了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zhàn)場取得勝利的消息。他們如獲至寶，極為興奮，就把《新華通訊稿》摘編刻印成油印小報，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傳閱，深受歡迎。這引起了地下黨重慶市委的重視，特派市委委員彭詠梧與劉镕鑄接上關系，決定以油印小報為基礎，籌備出版《挺進報》。

1947年夏，《挺進報》正式成為地下黨重慶市委機關報。劉镕鑄任特別支部書記，負責籌款、采購和發(fā)行，蔣一葦負責編輯，陳然負責印刷，吳子見和彭詠梧的妻子江竹筠負責聯(lián)絡。1947年11月，彭詠梧、吳子見到下川東組織武裝起義，《挺進報》由市委常委李維嘉領導。不久，陳然、蔣一葦入黨，分別擔任特別支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

《挺進報》的印刷設在重慶南岸野貓溪中國糧食公司機器修理廠陳然家里。陳然公開身份是機器修理廠的管理員，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印刷《挺進報》。為了保密，陳然用厚紙將木板墻的縫隙全部糊上，窗子里面掛上一條厚毯子，電燈加上黑紙糊的燈罩，這樣，別人就不會發(fā)現(xiàn)家里通宵亮燈，連他的媽媽和姐姐也不知道他晚上在忙什么。

前期，《挺進報》以對內發(fā)行為主，由劉镕鑄聯(lián)系一些人做發(fā)行工作，但主要渠道是通過各級黨組織地下交通傳遞，大批黨員群眾直接或間接參與進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發(fā)行網。后期，劉镕鑄奉命轉移，陳然兼任特別支部書記。根據(jù)上級指示，《挺進報》改變發(fā)行方針，發(fā)動“攻心戰(zhàn)”，主要通過郵局寄給國民黨軍政人員，內容也做了相應調整，除報道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消息外，還有針對性地增加了開導、警告內容。

1948年初，國民黨西南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收到一封信，里面裝著《挺進報》。朱紹良勃然大怒，要求限期破案。國民黨特務機關對《挺進報》恨之入骨，派出大批特務四處搜查。4月，地下黨員陳柏林閱讀《挺進報》，被偽裝成進步青年的特務發(fā)現(xiàn)，導致陳柏林及其上級任達哉被捕。不久，任達哉叛變，間接導致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被捕，兩人亦相繼叛變，最終導致重慶地下黨遭到大破壞。

《挺進報》相關人員中，李維嘉、蔣一葦?shù)热吮黄瘸冯x。4月19日，陳然收到一封示警信：“近日江水暴漲，聞君欲買舟東下，謹祝一帆風順，沿路平安！彭云�！钡�他沒有馬上轉移，而是決定將手頭上的這一期印出后再撤走，第二天不幸在家中被捕。在獄中，陳然受盡種種酷刑，始終只承認《挺進報》從編輯、印刷到發(fā)行，全部是他一人所為，后來英勇就義。

至此，《挺進報》被迫�？�，共出版23期。此后，《挺進報》曾兩度復刊，繼續(xù)戰(zhàn)斗在重慶。

《反攻》的創(chuàng)辦過程

《反攻》的創(chuàng)辦與《挺進報》關系密切。1947年7月，趙隆侃和羅承勛一起拜訪廖意林、蘇辛濤夫婦。當時，廖意林是重慶育才學校地下黨支部書記，趙隆侃是育才學校教師，羅承勛是重慶《大公報》副刊編輯主任，蘇辛濤是重慶《新民報》主筆。在談到剛出版的《挺進報》時，大家都非常贊賞，趙隆侃和羅承勛建議聯(lián)系幾個人創(chuàng)辦一個理論性油印刊物，來和《挺進報》相互呼應、相互補充。兩人的建議與廖意林、蘇辛濤夫婦的想法不謀而合，當即決定著手籌備工作�？紤]到當時正逢我軍在戰(zhàn)場上從防御轉為反攻，大家一致同意將這個刊物定名為《反攻》。

9月，地下黨重慶市委決定由廖意林負責《反攻》的籌備，下設編輯、印刷兩個小組，兩組互不來往，都由廖意林聯(lián)系。廖意林物色了兩組人選，編輯組為趙隆侃、羅承勛、蘇辛濤，印刷組為民建中學的李累、蘇仲扶、陳堯倫，并報市委審批同意。

10月，《反攻》第一期出版，刊發(fā)的文章主要是論文，也有少量的文藝作品，字數(shù)較多，是一本小冊子。作者主要為廖意林、趙隆侃、羅承勛、蘇辛濤，也約過一些熟人撰寫。內容上主要是根據(jù)黨的最新文件精神，講解國內外特別是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斗爭形勢，以及如何配合我軍大反攻，加強團結把各自工作做好等。讀者對象主要是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社員和知識青年。

11月，李維嘉開始領導《反攻》。李維嘉要求，除編輯自己撰寫稿件外，應及時全文轉載黨的重要文件和重要評論，讀者對象應擴大到廣大工農群眾和各階層進步人士。隨著李維嘉加強對《反攻》的領導，刊物的質量逐步得到提高，發(fā)行量也逐漸增加。

參與發(fā)行的人很多。每期印好后，廖意林將一部分交給自己直接聯(lián)系的同志分發(fā)，另外一部分則交給江竹筠或李維嘉，由他們轉交其他同志分發(fā)。同《挺進報》一樣，《反攻》的讀者也是自己看過后，再設法傳遞給別人看。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傳遞地下刊物非常危險，有的同志甚至為此獻出生命。

1948年春天，為了擴大《反攻》的影響，陳堯倫準備把剛出版的刊物送給老家的哥哥陳堯楷。行前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把刊物縫在隨身攜帶的棉被里。但是，由于當時陳堯楷已經率眾武裝起義，他的老家成為敵人圍剿的重點，外圍的大小道路崗哨林立，對進出的人檢查得非常仔細。很不幸，刊物被敵人搜查出來，陳堯倫被捕，最后光榮犧牲。

與《挺進報》不同，《反攻》是自行�？�的。1948年1月，羅承勛隨重慶《大公報》遷往香港，編輯組只剩下廖意林、蘇辛濤夫婦兩人。3月，由于上海局負責人錢瑛要廖意林、蘇辛濤前往上海工作，地下黨重慶市委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手，決定停刊。后來，地下黨重慶市委曾一度準備復刊，但由于《挺進報》事件的爆發(fā)不得不停止。

寶貴經驗

重慶地下黨的秘密出版活動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yè)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寶貴經驗。

首先，必須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锻�進報》和《反攻》的創(chuàng)辦，起初是重慶地下黨員在和組織失去聯(lián)系后的自覺自發(fā)行為，他們一邊辦刊，一邊積極尋求和黨組織的聯(lián)系。而新成立的地下黨重慶市委也積極與辦刊人員聯(lián)絡，并先后選派市委委員彭詠梧、李維嘉加強對他們的指導和支持，使《挺進報》和《反攻》日益發(fā)展壯大，并產生重大影響。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確立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無疑就掌握了領導革命的指揮棒。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在新時期，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同樣是黨的新聞事業(yè)的根本原則，各級黨組織要強化陣地意識，關心和支持新聞輿論工作，推動黨的新聞事業(yè)高質量發(fā)展。

其次，必須不斷增強政治家辦報意識。黨的新聞工作者要不斷增強政治家辦報意識，把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積極反映人民訴求，自覺地將革命宣傳與人民利益統(tǒng)一起來�！锻�進報》和《反攻》是政治家辦報意識的最好體現(xiàn)。《挺進報》和《反攻》創(chuàng)辦后，按照上級指示，辦刊人員將“宣傳黨的政策和解放戰(zhàn)爭的戰(zhàn)績”作為主要內容。于是，從孟良崮大捷到蟠龍鎮(zhèn)大捷，從劉鄧大軍渡過黃河到解放軍反攻，都成了他們的重要報道內容，極大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斗志。同時，他們還及時刊登黨中央公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使之成為發(fā)動人民群眾的銳利武器。在新時期，新聞工作者要繼承和發(fā)揚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弘揚主旋律，激發(fā)正能量。

最后，必須尊重新聞傳播規(guī)律。恩格斯在《〈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中指出，辦報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深信你的聽眾正是你想要同他說話的人。無產階級政黨的機關報刊，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尤其是在國統(tǒng)區(qū)秘密出版時，其讀者對象應明確為黨內同志、廣大工農群眾和各階層進步人士，才能實現(xiàn)辦報目的�！锻�進報》創(chuàng)辦初期遵循了這一規(guī)律，獲得了快速發(fā)展，但在后期出現(xiàn)盲目選擇對象受眾的冒險行動。據(jù)有關同志回憶，盡管執(zhí)行“攻心戰(zhàn)”的同志采取了種種保密措施，取得了初步成功，比如使用美國新聞處、重慶市警察局、銀行的信封，改變書寫信封的字跡和墨水顏色，在遠郊分散零星投寄，等等。但是，這一行動并沒有達到“攻心”的目的，反而遭到敵人瘋狂的反撲，最終由于叛徒出賣，導致重慶地下黨遭到大破壞。在新時期，黨領導下的新聞媒體同樣需要尊重新聞傳播規(guī)律，針對不同讀者對象，創(chuàng)新傳播內容和方式，推動媒體融合，嚴格按照新聞傳播規(guī)律辦事。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