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保密 沂蒙探勝

是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歷史照片、實物等，這些選用的史料只占主辦方收集素材總量的1/4左右。選材視野寬廣，又高度凝練，每一件史料背后都有一段鮮活的保密故事，從中可見革命先輩保生存、保勝利的光輝事跡，可見矢志不渝的初心、可見不怕火煉的真金。

選材開篇，追根溯源，講的就是黨的一大召開時，為保密從上海蒲柏路女子學校、到上海望志路106號、再到嘉興南湖“三遷會場”的故事。一大將保守秘密寫進黨綱，這是我黨最早的保密工作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天辟地，從誕生起就與保密結緣。繼而以大量篇幅講述山東省特別是沂蒙革命根據地保密工作與黨領導的革命事業(yè)相伴相生，一路風雨兼程的諸多人物事跡。

斗智斗勇， 保密神助攻

兵者詭道。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我各根據地、野戰(zhàn)軍指揮員展現了高超的指揮藝術，取得一系列偉大的勝利，生動地演繹了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勝利”。戰(zhàn)爭的“藝術”，也因極其出色的保密工作大放異彩。

1941年冬，5萬日軍兵分11路對沂蒙山根據地進行大“掃蕩”，當時駐留田（今沂南縣張莊鎮(zhèn)）的中共山東分局、一一五師師部身邊只有一個營。危急關頭，羅榮桓大膽提出向敵人重兵圍堵的南邊突圍。3000余人的隊伍借暗夜掩護，馬摘鈴，蹄裹布，人默聲，在狡詐多疑的鬼子眼皮底下，悄無聲息地穿過敵人三道封鎖線，安全地跳到敵人背后。隨隊行動的德共黨員漢斯?希伯譽之為“無聲的戰(zhàn)斗”。

“留田突圍”突出體現了羅榮桓“翻邊戰(zhàn)術”的巧妙。所謂“翻邊戰(zhàn)術”，即因抗日根據地被日偽分割無縱深，如果因襲紅軍時代“敵進我退”“誘敵深入”的打法，勢必陷于被動甚至絕境。針對現實，羅榮桓提出應置主力部隊于靠近一路敵人的根據地邊沿（而非腹地），當“掃蕩”開始時，趁敵尚未合圍，尋隙“翻”（跳）到敵人后方進行襲擾，以求粉碎敵之“掃蕩”。

1942年，根據地軍民以此“術”再次粉碎了敵人的冬季大“掃蕩”。毛澤東聞后給予高度評價，認為“翻邊戰(zhàn)術”不是戰(zhàn)術，而是戰(zhàn)略。

羅榮桓在沂蒙提出的“翻邊戰(zhàn)術”與劉伯承在太行山提出的“敵進我進”“利害變換線”異曲同工，皆是不拘一格、因敵而變的高超指揮藝術。其運用的關鍵之一，正是留田突圍所展現的“三千余人齊默聲，執(zhí)行紀律如一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種驚人的組織力為中共組織所獨具。

在文物照片中，有一則山東軍區(qū)發(fā)出的內部訓令（1943年）引起了筆者的注意。訓令要求小部隊一切軍事活動均須注意秘密原則，做到一律“穿便衣、用代字代號、夜間動作、注意封鎖消息等”。其中還有一條：“一律將狗肅清�！边@句話牽扯出抗戰(zhàn)時期一段動人的保密故事：打狗運動。

為克服敵強我弱的不利局面，八路軍多利用夜色隱蔽行動，但因為很多百姓養(yǎng)狗，犬吠等于向敵人告密，所以當時有“狗是漢奸”的口號。于是，在晉察冀、山東等抗日根據地，老百姓響應號召，開展了一場大規(guī)模打狗運動。

山東根據地打狗到底有多少，材料上沒有列出數據。筆者在《呂正操回憶錄》中查到有關記述：1939年深秋，冀中軍民僅2個月即打狗五六十萬只，徹底消除了“狗禍”。如此大范圍行動，涉及千家萬戶百姓的利益，非軍民一心而不可為，讓人不能不對我黨我軍優(yōu)秀的政治工作由衷贊嘆。

到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軍力量壯大，根據地縱深廣闊，我軍指揮員可以放開手腳施展指揮藝術。萊蕪戰(zhàn)役即是突出一例。

1947年2月，國民黨軍以南北兩路重兵夾擊華東野戰(zhàn)軍，陳毅、粟裕將計就計，以一部假守臨沂，主力則夜行曉宿北上準備打北路敵軍。為隱蔽意圖，魯中地方部隊冒充主力，白天大張旗鼓地沿公路西進，晚上悄悄撤回，如此反復；魯南地方部隊在運河上架橋；我臨沂守軍在遲滯消耗南路之敵后主動撤退。這一連串“動作”，使敵人誤判華野已“敗走”，向中野靠攏。就在敵人狂妄之際，華野主力突然圍殲北路敵李仙洲部，取得了萊蕪戰(zhàn)役的巨大勝利。戰(zhàn)役期間，“隱形將軍”、中共地下黨員韓練成發(fā)揮了重大作用。此役，華野以較小代價，殲敵5萬余人。噩耗傳來，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大憤并留下“金句”：“5萬多人，3天就被消滅光，就是放5萬頭豬，叫共軍抓，3天也抓不完�！倍�陳老總則豪情滿懷地評價道：經過此戰(zhàn)，蔣介石南北會師占領整個山東的狂妄計劃變成了一場春夢。

在“濟南戰(zhàn)役”展板和實物柜前，筆者特意為已經退休的濟南市保密局原局長于曉奎拍了張“合影”。他正是這些珍貴資料的捐贈人。

喜歡名著、詩歌的于曉奎畢業(yè)于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專業(yè)，作為濟南人，他刻意搜尋有關濟南的歷史書籍資料�！熬璧倪@幾本書是30多年前在舊書店發(fā)現的�！�

通過鉆研這些資料，于曉奎了解到，濟南戰(zhàn)役前夕，中共濟南市委秘密發(fā)動各階層人士和群眾千余人，利用各種關系摸清敵人兵力武器部署等，完成了《濟南概況》《濟南概況補充調查》《濟南蔣匪部隊調查》等敵情和社會情況調查任務，為解放濟南提供了重要依據。

于曉奎說：“這些情報系統(tǒng)、精確，細致到凡國民黨駐濟部隊排以上軍官的名字、籍貫、年齡、住址、嗜好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濟南戰(zhàn)役開創(chuàng)我軍奪取敵堅固設防和10萬重兵據守的大城市先例，對全國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意義重大，保密工作為有效減少部隊傷亡、贏得戰(zhàn)役勝利建立了特殊功勛�！�

于曉奎提到一個細節(jié)，濟南解放后，濟南市委召開的第一個會議不是表彰授勛，而是總結戰(zhàn)役期間保密工作得失。這種胸懷天下、慎之又慎的精神，激勵今天的保密工作者向前輩看齊，奮發(fā)有為。

艱苦卓絕，錘煉好傳統(tǒng)

選材在敘說成功的同時，也分出筆墨指出泄密造成的慘痛損失。由于缺乏經驗、組織不嚴、麻痹大意，在1929年至1933年，山東省委迭遭破壞竟達20余次，被捕或犧牲600余人；1941年10月，我黨政軍機關、抗大一分校等萬余人在大青山遭日偽軍合圍伏擊，損失慘重；銀廠慘案，我魯南區(qū)委書記兼魯南軍區(qū)政委趙镈因騎乘暴露行跡遭國民黨頑軍突襲被活埋等。故事以血的教訓，告誡今天的人們，麻痹大意、保不住密的巨大危害。

在戰(zhàn)爭年代，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艱難險惡的斗爭環(huán)境中，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堅定的理想信念，勇于擔當，寧可犧牲生命，也要保守黨的秘密，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鑄就了銅墻鐵壁。選材第四部分飽含深情，介紹了黨的保密模范和群眾保密英雄，弘揚他們忠誠無畏、勇于擔當的高尚精神。

黨員領導干部是英雄的群體，是創(chuàng)造形成我黨保密工作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主體。史料介紹了一批這樣的優(yōu)秀黨員領導干部，如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山東黨組織的創(chuàng)建人鄧恩銘，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魯南區(qū)委書記兼魯南軍區(qū)政委趙镈，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主人公原型之一秦鴻鈞，以及眾多的市工委書記、市婦委書記、縣委書記和普通黨員，他們絕大多數都不幸被捕犧牲，但在酷刑和刺刀面前，都表現出高貴的氣節(jié)，堪稱一代保密楷模。

黨員領導干部對群眾的疾苦感同身受，奮力解放，勇于犧牲，感動了人民群眾，有他們在前面帶頭，廣大翻身做主的人民群眾也緊緊跟上。

大青山突圍戰(zhàn)后，費縣小布袋峪村劉苦妮一家掩藏了3個傷員，丈夫馬大伯和獨子鐵柱為保護傷員被日軍殺害。劉苦妮悲慟欲絕，魯中軍區(qū)衛(wèi)生所長前去慰問時，她擦干眼淚說：“他爺倆死得值，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陳玉增，臨沂沙溝崖村人，村黨支部書記。1947年春，國民黨軍占領臨沂后抓住陳玉增，嚴刑逼問黨組織及土改積極分子去向�？伤麍载懖磺�，始終就只說一句話：“土地還家，合理合法！”直至英勇就義。臨沂黨史專家劉兆東說：日偽、國民黨一問三不知，我黨我軍了解敵情老百姓主動相告。群眾擁戴誰、反對誰，舍命維護什么，從劉苦妮、陳玉增的話語中可以找到答案。

“沂蒙紅嫂”就是抗戰(zhàn)年代涌現出來的偉大的母性群體，明德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明德英是沂南縣馬牧池村人，普通農民，幼年因病致啞。1941年冬，一名小八路在反“掃蕩”中身負重傷，被明德英機智救下，掩藏在一處廢棄墓穴中。小八路因失血休克，在沒有水的情況下，明德英毅然用乳汁把他救活。隨后，她和丈夫李開田傾其所有照料小八路，直至其康復歸隊。明德英是公認的沂蒙紅嫂生活原型，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和愛戴。

王換于(1888-1989)是沂南縣東辛莊人，中共黨員。為了減輕部隊指戰(zhàn)員的負擔，1939年秋她創(chuàng)辦地下托兒所，前后共收養(yǎng)了41個孩子。這些孩子平常在“堡壘戶”家中分散撫養(yǎng)，日軍“掃蕩”時，則由王換于集中隱蔽撫養(yǎng)。為照顧好革命后代，王換于舍出了兩個兒媳的奶水和家中的細糧，而自己的兩個小孫子卻因缺奶水夭折。這些托兒所的孩子中就有羅榮桓元帥之子羅東進、胡奇才將軍之子胡魯克等。

階級情，同敵愾。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些珍貴的史料以豐富生動的故事告訴今天的我們：理想信念從來不是空洞的說辭，而是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做好保密工作的根本就在其中。

講好故事，英名傳后代

以講故事，講正面故事的方式，進行保密教育，是山東省在保密教育基地建設過程中進行的有益探索。史料自身的真實、精彩，講故事的生動，互動的氣氛，易于入腦入心，更能夠激發(fā)對革命先輩高尚精神追求的崇敬、對來自不易幸福生活的珍惜，堅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讓紅色保密傳統(tǒng)綻放新時代光芒，并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原載于《保密工作》2018年第11期）